“我们一直对中国建议，要非常小心信贷风险的累积，以及信贷驱动的投资。投资过高的时候，投资回报就可能很低，尤其是投资到那些并不那么有用的领域，其结果就可能是无法偿还那些信贷。如果信贷驱动的投资过高，一旦出现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就可能进一步降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称，全球经济迎来了另一次“转型”——发达经济体增速逐渐加快，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已经放缓。相比今年7月的预测，IMF将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GDP预测维持在1.2%和2%，但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今明两年GDP预测分别下调了0.5和0.4个百分点至4.5%和5.1%。

　　短短三个月时间，为什么新兴市场忽然从“万人迷”变成了“万人急”？在一些新兴市场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看来，仅仅是美联储有关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言论，就能让新兴市场的“基本面”发生致命改变，是一个无法接受的逻辑。

　　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在秋季年会后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长达一周紧凑的会议、双边会谈和并不轻松的辩论后，他显得略有疲惫。利普顿认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基本面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5月22日美联储宣布即将缩减QE规模之前，很多国家的自身弱点都被资本市场欣欣向荣的景象掩盖了，当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这些弱点就暴露出来，经济也开始更加放缓。

　　针对IMF在秋季年会期间提出的“转型”概念，利普顿解释，与其说其意味着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此消彼长，不如说是各自修复“危机后遗症”，每个地区和国家各有挑战，整个国际社会需要齐心协力来管理这些转型。针对美国拖累IMF治理改革推进的局面，利普顿表示“令人沮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提出了“似乎合理的（Plausible）”下行情景：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以下。当被问及其发生的概率时，利普顿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决策者采取的行动。他表示，期待看到中国领导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以何种方式来管理经济，并推进金融等各项改革来平衡经济。

　　利率水平：不会出现突然大幅跳升

　　第一财经日报：在今年4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似乎高估了新兴市场经济前景；而在最新发布的10月期报告中，又大幅下调了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预测，这其中更多考虑的是基本面变化还是外部冲击？这些变化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利普顿：金融危机前，人们相信世界经济将会迅速增长，但危机证明，这种观点是部分错误的。金融危机后，我们并没有下调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在危机前几年所表现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持续的。现在我们看到，新兴市场也存在一些潜在弱点，因此其增长可能会有所降低。我们的目的是提供建议。当然，各国可以努力最大化其经济增长，只要采取可持续的方式。我们正与一些国家合作制定计划来强化其经济基本面。所以，尽管新兴市场经济前景有所减弱，但也会在可持续的道路上尽可能加快。

　　日报：一些新兴市场的财长和央行行长问，在IMF看来，3个月前，新兴市场前景良好，但3个月后一切好像都变了。这究竟是预期变了还是基本面变了？

　　利普顿：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认为，在美联储宣布可能会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规模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新兴市场增长开始减速。宣布之后，当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一些弱点就开始暴露出来，经济也开始更加放缓。除了个别国家外，多数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的确没有在这段时期内发生变化。但在5月22日之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自身弱点都被资本市场欣欣向荣的景象掩盖了，当外资开始撤退且变得更加昂贵，大家才开始意识到，不解决自身问题是无法维持先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我并不是要针对新兴市场。IMF总裁想要表达的一个信息是，每个国家都要把自己先搞好。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欧洲有欧洲的问题，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当每个人把自己搞好，整个国际社会才会变得更健康。

　　日报：对于美联储宣布缩减QE，IMF这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市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激烈程度“令人惊讶”，是IMF低估了市场反应，还是市场高估了新兴市场的脆弱性？

　　利普顿：美联储缩减QE的言论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应，比任何人预期的都更强烈。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原因。我认为，市场处在一个全新的处境下，美联储第一次提到要开始收回非常规货币政策，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市场人士认为，“缩减”（tapering）就是“紧缩”（tightening），但实际上“缩减”还是宽松，只是宽松的幅度略为减少。所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花了一段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我认为,几个月后，市场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伯南克。他的意思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决策将取决于经济的演变，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时间表，而是一个反应公式。对于经济是否足够强劲，他给出了两个指标，即失业率降低到6.5%且通胀率不超过2.5%。我认为现在市场已经理解，伯南克的方式是将货币政策与经济指标挂钩。在理解之后，市场反应已经大幅减弱，新兴市场面临的压力也一定程度上消退了。

　　日报：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的债券的收益率（利率）仍然没有显著下降。在2016年美联储可能加息之前，新兴市场是否还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IMF是否会面临再次低估“退出”对新兴市场影响的风险？

　　利普顿：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利率已经下降了。美联储开始缩减QE也将是渐进的，我不认为在目前基础上会发生任何突然的大幅跳升。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一条直线，中间可能会有些波动。可能市场会由于沟通不清晰而对美联储有所误解，但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计划是有序退出，而且退出节奏取决于经济复苏情况。美联储以清晰的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并与其他国家保持对话，这样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可以更好理解，尽可能作出预期，从而采取政策行动来保护自己。

　　日报：日本今年刚刚开始推出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2015年或2016年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宽松。美国缩减QE和日本加大宽松，对亚洲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利普顿：当我们谈论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之间的合作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央行要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当美联储开始缩减QE，而这导致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话，如果日本货币宽松能够让资金流入这些国家，这是有帮助的。换句话说，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不同步很可能是件好事。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及时沟通，让大家理解全球每一块政策“拼图”如何拼在一起，这样每个国家的决策者才能够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国内政策。

　　日报：如果到2016年，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一齐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引发一场新的亚洲金融危机？

　　利普顿：我认为没有理由会发生。只要市场能够及时获悉下一步政策动向，利率变化就会是渐进的，我不认为市场会出现巨大干扰。

　　转型：修复金融危机后遗症

　　日报：今年秋季年会期间，IMF试图用“转型”（transition）这个词来描述全球经济。目前的转型，与你、萨克斯（Jeffery Sachs）在俄罗斯致力于“大爆炸改革”时的“转型”，有何异同？

　　利普顿：尽管两者的意义有一些共同点，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转型”。俄罗斯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中央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现在，IMF看到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多重转型，而且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完成。这其中包括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美国已经准备开始退出，但欧洲还没有，日本才刚刚开始，因此，货币政策正常化将是一场漫长的转型；欧洲正在发展新的架构，包括银行业联盟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长期过程；此外还有金融监管改革，新的规则能让整个银行业变得更加安全，但落实规则和适应规则也是一项长期转型；还有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从通缩走向通胀，也还有一段漫漫转型路要走。

　　这些“转型”的共同点是都很漫长；而和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则是，如今的这些转型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社会，因为在这个互相连接度很高的世界里，溢出效应不容忽视。所以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想要把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好处发挥到最大的话，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来管理这些转型，路漫漫其修远兮。

　　日报：可否这样来理解：目前的这些转型更多是在金融经济改革层面上的，而不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的此消彼长？

　　利普顿：我们的目标是拥有更强劲的增长。为了实现更强劲的增长，我们必须处理这些金融挑战，因为它们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中国将会受到上述每一项转型的影响，中国本身也在经历经济转型。参与到这些转型的国际对话和管理中去，对中国及其人民都是有益的。

　　日报：这些转型的本质是什么？是结构改革吗？

　　利普顿：对不同地方而言，转型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修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弱点，这些弱点在欧洲曾一度不被发现但之后暴露出来，例如银行业监管，直到欧债危机爆发后，他们才意识到统一银行业监管是多么重要。因此，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挑战，但共同点是，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

　　日报：在这期《世界经济展望》中，有一项“似乎合理的（Plausible）”下行情景，其假设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6%以下。你认为这一假设兑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人们和市场是否能分辨这个“下行情景”和正式预测的区别？

　　利普顿：我们故意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概率数据。我们一直对中国建议，要非常小心信贷风险的累积，以及信贷驱动的投资。投资过高的时候，投资回报就可能很低，尤其是投资到那些并不那么有用的领域，其结果就可能是无法偿还那些信贷。如果信贷驱动的投资过高，一旦出现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就可能进一步降低。如果中国采取行动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上述经济减速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决策者采取的行动。

　　中国领导人即将举行会议，我们期待看到中国领导人会采取何种方式来管理经济，如何改革来平衡经济，从投资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模式。此外，我们还期待看到中国将如何进行金融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

　　日报：对于中国金融改革，你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不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利普顿：我还没有思考到这么具体的层面。但总体来说，存款保险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需要很好地设计这个机制。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应该与利率市场化同时推进。

　　日报：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上海自贸区，在自贸区会有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试点。你认为在一个划定的区域进行这些试点这个主意是否可行？

　　利普顿：我认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采取一些实验性的试点计划是个好主意。就像所有的实验一样，有时会得到好结果，有时会得到坏结果。这样就可以知道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扩大到更广范围。

　　日报：再来看看欧洲，欧洲似乎已经迎来转机，但不确定性犹存，例如希腊。摆在希腊面前的选项包括债务展期、债务重组减记、新一轮救助等。你认为哪一种方案最好？

　　利普顿：欧洲的确迎来了转机，但现在他们看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很多方面，很多国家都面临问题，例如希腊。我们正与希腊合作推进目前的救助计划。他们今年的表现很不错，希腊总理、财政部长，以及整个希腊政府，都在尽力执行双方达成协商的计划。目前，我们的焦点是帮助这项计划成功执行。我们与希腊的计划是四年期的，其间我们一直与希腊保持交流，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一切奏效，而不是问哪里可能会出问题。

　　日报：所以IMF还没有和希腊谈到新一轮救助的问题？

　　利普顿：目前我们并没有讨论新一轮救助，因为我们从去年底今年初刚刚启动新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与希腊政府一起努力取得成功。

　　IMF治理改革：停滞“令人沮丧”

　　日报：将近三年前，IMF执董会就份额与治理改革达成了一致，这项改革旨在增加新兴市场话语权。但由于美国迟迟没有批准，改革至今仍未生效。如今美国政府正面临预算问题，意味着批准IMF改革可能会被继续搁置下去。对于那些认为IMF已经被西方政治绑架的人，你会怎么回应？

　　利普顿：首先，我们IMF希望这项改革能尽快实现，我们非常努力在推进。这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已经跑到了马拉松的最后一英里，但不得不在终点线前等待。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沮丧的，对那些期待能在IMF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新兴市场而言，这也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也理解，美国的政治进程导致他们目前还未批准IMF改革。美国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支持这些改革，并且正在努力推动国会尽快批准改革。所以目前我们所有人只能静观其变。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一点是，IMF治理会随着全球成员国重要性发生转变而做出相应变化，那些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变得日益重要的国家，将会在IMF治理中拥有更多话语权。IMF管理层致力于实现这一点，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

　　日报：IMF改革一拖再拖也令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采取了应对举措，例如增加自己的外汇储备，而金砖国家也决定设立自己的应急基金和联合银行。你认为这些是否会对IMF构成挑战？金砖国家的方案是否可行？

　　利普顿：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成员国向基金贡献了更多资源来共同应对危机。的确，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区域型的分组行动，集体出资来抱团取暖。我认为这没有问题，IMF仍然会处于核心位置。即使这些基金的资金规模比较大，例如欧元区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我们发现这些成员国在使用这类基金的时候，也希望与IMF资金相协调。因此，我们是区域性基金的合作伙伴，包括ESM、清迈协议，还有未来金砖国家建立的金砖基金，最终我们也会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IMF与这些区域性或者组群性的基金之间将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日报：对于IMF改革，我们知道IMF将份额公式改革和下一轮份额改革合并讨论，其中的焦点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应在份额公式中占多大权重，目前的最新进展如何？

　　利普顿：我们对份额公式进行了大量讨论。我们的经验是，不会因为一项具体讨论而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的确，GDP权重是其中一项讨论内容，但我不认为这会在第14次份额总检察落实之前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