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顺利落幕之后，如何持续健康发展仍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大挑战。3月21日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德国模式：启示与借鉴”的专题研讨会，全面解析已帮助德国平稳度过历次危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深入探讨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政府一定要放权、让权给市场

　　主持人：根据你的了解，中国高层决策者对德国模式是否关注？

　　郑新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了各个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德国的经验，国家发改委上世纪90年代每年同德国的经济部都要进行一次交流，中国一直希望学习德国稳定增长的经验。

　　德国的宏观调控、财政制度、金融体制、房地产管理、教育制度等都非常有特点，而且非常有效。德国人跟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从哲学层面来思考问题，同时在德国现代管理模式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影子。

　　德国的模式叫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差两个字。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继续前进的关键在改革。目前研究德国的模式，对我们推进下一步改革，夺取新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些方面德国经验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

　　王一鸣：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在明显放缓，原有的一些增长动力也在减弱。以往我们靠比较高的储蓄率来大规模投入资本，通过产能的扩张进入国际市场，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的收缩，增速放缓，国内经济也放缓，产能过剩凸显。

　　以前我们参与竞争，更多靠低成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但去年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这个优势也没有了。

　　再一个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也在强化。东部雾霾天气覆盖范围还是很大的，很多老百姓都提出，没有清洁的空气要那么高的GDP干什么呢？这一次，中国正在一个需要变革的前夕。

　　德国模式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我们经常思考德国工资那么高，它的制造业为什么还有竞争力？它一定是有更高的要素生产力。中国要延续经济增长，要继续往前走，必须从这方面有所突破。要从原来的加工组装、加工贸易转向一种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这是中国必须跨过去的一步。

　　这就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所以我们需要投资于人。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精英教育，而我们缺的最大的一块就是如同德国那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如果制造业一线工人素质不够，怎么去参与全球竞争呢？所以怎样大规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我们需要跟德国学习的重要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讲模式的时候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以前学习技术路线比较明确的成熟制造业，并通过政府配置资源推动发展。再往后走，我们越来越需要创新，有很多领域技术路线并不成熟，市场前景也不是很明朗。比如新兴产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过度依靠政府配置资源，肯定就会错配，甚至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以政府一定要放权、让权给市场，让市场试错，让企业试错，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合理的方向。

　　所以下一步要推进改革，放权给市场，这方面可以从德国学到很多经验。德国的体制既有政府的协调，又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个体的创造活力。以前说中国的转型发展，老说中国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那么下一步转型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我想还是中国自身的模式，我们走中国自己的路，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各种有益的经验。

　　学习德国人的思维模式

　　主持人：如果中国可以借德国体制一天，你们觉得中国应该做什么？

　　郑新立：应当学习德国人的思维模式，不走极端，而且善于把个人的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和整个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如果政府向德国学习，首先从思维方式上学习。

　　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德国住房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二战之后德国建立了一个储蓄银行，从小孩出生就开始每个月存钱，到结婚年龄需要买房时，就把你储蓄的钱全部给你，另外再给你一倍的贷款。储蓄银行运转了五六十年，效果非常好。它占德国人买房支出的三分之一，储蓄利率非常稳定。

　　德国的房价稳定就带动了德国市场的稳定，市场的稳定就决定德国经济的稳定。所以从长期来看，德国经济在50年代以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非常稳定，其中住房政策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主持人：你认为德国文化对德国成功有什么样的影响？

　　黄燎宇：德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它的传统，有一种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拟语，就像黑色的牛奶一样，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但是在德国出现了。所以我认为德国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在意识到资本主义败坏人心、破坏环境的本质之后，德国引入社会因素，强调另外一面的同情、道德、人性。

　　第二个是德国的传统市民阶层的作用。德国强调市民道德，有些东西跟我们儒家很接近，讲究勤勉、秩序、有条不紊、节俭，这对经济的发展很有好处。而且，德国很喜欢搞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德国又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

　　马克思也认为德国资本主义太软弱。那是不是发动社会革命就是好事？我觉得应该打一个问号。

　　主持人：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德国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已经凸现出来，德国的一些经济思想是否会再次成为世界主流？

　　连玉如：二战后德国的最高原则是一体化，“德国模式”，或者说“德国道路”，包括国家利益的提法很长时间是禁区。因此虽然德国在经济、社会、内政、政治制度等很多框架方面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做法和特色，也就是德国模式，但它自己不这么说。

　　从德国政治精英层来讲，比较大张旗鼓地谈德国模式应该是默克尔上台以后。作为二战以后出生，而且是来自东德的女性政治家，默克尔积极倡导德国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更是如此。

　　另外就是中德之间的对比。虽然在对外关系，在国际体系中中德两国看似很不一样，但是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德之间也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49年建国，两国都面临国家巩固的问题，所以都搞外交对外关系一边倒，中国倒向苏联，德国倒向美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巩固的地位，但又都面临国家统一的问题。两国都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对外关系中开启了新的方向，中国通过“亲西方政策”和美国打开外交的大门，在德国则是通过“新东方政策”，与东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可以接受、共处的局面。

　　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问题，其实德国也是一个新崛起大国，只不过两个国家的崛起内容方面有一点差距。因为德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而中国的崛起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由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德国很长时间有一种克制文化，德国一直比较低调，用中文词语“韬光养晦”比较确切。

　　在内政上、经济发展上德国非常坚守自己的模式。比如社会市场经济是1948年开始施行的，直到今天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当然其间也有改革，现在德国的一枝独秀实际上是经过痛苦的结构改革以后取得的成果，改革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政府的更迭。但总的来说，德国坚守着自己的经济模式几十年不变。

　　政府鼓励人们自己创业

　　主持人：我们这么关注德国模式，作为德国人你觉得我们的理解对不对，这个模式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丹尼尔·布林克：从德国人的角度来说，是的，我们很惊讶这么多的中国人关心德国模式，如果听到中国对德国的溢美之词，我相信我们总理也觉得非常自豪。

　　2010年德国进行了一次劳动力市场改革，目的是为了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改革之后，一个人即使买了多年的失业保险，他在失业之后也只能获得几个月的救济。这就让德国人觉得很不高兴，也让很多德国人还是很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德国的工会已经失势了。工会没有权力，罢工自然搞不起来了。前总理施罗德曾经想过支持工会来推进改革，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对社民党和德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此我希望大家要关注德国改革的方方面面，不能只说德国改革的成功之处，福利改革使以往依赖福利的人也去找工作，这怎么办呢？一方面要努力使人们对德国的产品有很高的需求，一方面政府现在鼓励人们自己创业。在德国，大多数岗位都是由中小型企业来创造的，这是很成功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是在低工资领域。

　　今天的德国跟20年前不一样，它自身在不断地改革变化中。很多德国人不喜欢改革，不喜欢现在的这些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好像又真的奏效了。

　　现在中国人给了德国很大的鼓励，我本人跟很多中国企业打交道，确实发现中德两个国家现在关系很好。我觉得中国和德国确实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德国企业、德国的政府都很愿意跟中国继续发展关系。

　　主持人：许多年前日本当时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日本第一》，在日本反响热烈，现在中国人在学习德国模式，德国人怎么看我们？你们的反应跟当时的日本一样吗，他们会不会怀疑中国给德国戴高帽子，暗中跟你们竞争？

　　丹尼尔·布林克：我想德国人不会有这种反应。因为德国人是很务实的。比如一个人夸我们，德国人会觉得这很好啊，有人在表扬我们。

　　德国人自己反而不太相信自己国家的现状，很少有德国人认为我们国家真的欣欣向荣，一片繁荣。德国人想的是怎么能够改进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够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德国人整天谈的是这样的话题。

　　现在德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但是也有德国人认为是不是人们多少得自己掏点钱。我觉得德国人这种心态很少见，跟其他西方国家都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不管你们怎么捧杀，都不会影响德国人。

　　对科技和教育的无上尊崇

　　主持人：罗兰·贝格教授，你觉得我们对德国模式的理解总体上对不对？

　　罗兰·贝格：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德国模式对它自己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已经成功了，也许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如果你看德国的现状，总的来讲，我觉得德国人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经济、商业模式，有什么好的地方。德国的商业文化也有自己的缺点，要评价德国模式或者说德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首先要理解德国的历史。

　　德国模式首先来源于文化方面，德国人喜欢社会团结、凝聚力，他们喜欢政府掌握权力，他们也接受政府掌握权力这个事实。而且德国人很自律，也就是说德国人好像从出生以来就懂得要遵守纪律，而且德国人也有这种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如果短期个人做一点牺牲，但是能够对长期的利益有好处，能够在长远对亲朋好友、邻居有帮助，对德国的前景、欧洲的前景有帮助，那我愿意做一些短期的个人牺牲。

　　我们强调的社会团结跟和谐，也体现在家族企业当中。英美企业家的孩子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典型的德国家族企业是一代传一代。但目前这种传统也受到了挑战，现在科技进展的速度很快，企业要快速成长，不得不寻求资本市场的资助。现在很多家族企业也面临着全球竞争的挑战，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充分融资。在互联网的时代，和互联网相关的高科技行业，像SAP这样的家族企业就必须要丢掉一些家族企业的色彩。这是德国的家族企业经常见到的一个新冲击。

　　第二，德国模式的源泉，跟过去一百年的德国历史有关。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又都战败了，勉强地挺过来，还碰到过两次大的通货膨胀，甚至一度失业率高达20%。

　　所以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其实首先是一些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提出来的理论，他们认为德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要克服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克服经济衰退、以前纳粹政权统治带来的影响，就不能让资本主义放任自流，不能让市场无限制地自我发展下去。为此，他们找到了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使经济有足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的凝聚力。

　　这种模式要求市场经济应该受到一点约束，其中一个约束就是我们的宪法，德国宪法规定私人财产也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德国的私人财产的定义跟英美法是不一样的。

　　我不认为财产只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所用，或者我个人的使用不应该以他人的利用为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俾斯麦社会福利体系，它有强有力的历史背景。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制是不会牺牲一个穷人的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这种福利国家的概念的延续，后来经过痛苦的改革，劳动成本降低，工资下跌，才使得德国企业的利润率以及绩效开始提升。

　　第三个来源是对科技和教育的无上尊崇。除了我所提到的教育体系，德国还有大量的犹太科学家的贡献，你可以看到诺贝尔奖的很多得奖者都是在德国的犹太人，这是在德国纳粹出现之前他们对于德国带来的重要影响。

　　德国企业的成功也在于传承，尤其是在传统工艺、传统科技中。这里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宝马、保时捷现在的产品有很时髦、很时尚的设计，但是企业整个架构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很多基础架构其实已经维持了至少五六十年。这些企业通过它们过去的成功经验来保持发展，我相信它们可以继续维持数百年。

　　中国上个世纪经历了许多的不幸和战争，随后有25年到30年实践了纯共产主义的做法，也许算不上成功。而中国其后勇于面对改革，开始尊重私有财产制，建立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使经济不全部由政府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让六亿人脱困。但代价也很大，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的增大。

　　我觉得中国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改革道路，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比较安定富有的国家，必须要改革，这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目前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朝着产品、服务附加价值更高的这条路走，同时也必须强调社会的均衡发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观点已经体现在中国的新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所以我觉得，只要中国能够些许参照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有一些私营企业的经验，同时也考虑贫困人口、富裕人口的利益均衡，就有可能会找到一条出路，会找到一条综合各方利益的道路，而不是单纯去复制德国。

　　主持人：我粗浅的总结，就是两个相同，两个不同。

　　中国人、德国人都比较愿意接受大政府的管理，同时也有一定的纪律性，我们都愿意为了明天的幸福，今天牺牲一点。

　　也有两点不一样。第一点德国人热爱科学，讲究理性，很多中国人讲文学，喜欢以写意的方式来解决政策问题。第二点不一样是体制方面，德国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对过去不受约束，放荡不羁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而出现的，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基于过去30年的计划经济管束过多产生的。到了今天，中国的学者们也已经意识到不受管束的市场经济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今天需要认认真真地、非常虚心地研究学习德国市场经济模式。

　　德法共同带领欧元区走出困境

　　主持人：如果法国朋友们听说我们在中国大张旗鼓地讨论德国模式，会有什么感想，你们同不同意我们这个做法？

　　马克·让：萨科齐如果采取了德国的模式，采取比较激进、强势政府的做法，是不是还能有这么长的任期？现在法国的趋势显示，他们必须要面临这种抉择，要么走德国的模式，要求大家勒紧裤腰带，要么我们就会面临很艰难的挑战。当然法国后来决定支持德国，也是因为法国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德国的人口结构相对比较成熟。当然法国也是非常中央集权的国家，不管谁当选，不可能看到他们通过税收手段解决政府赤字的问题，我们必须依赖很多其他的工作才能完成。

　　在德法之间到底谁来带头的问题上，可以看到法国人喜欢谈精神性的东西，但是德国人喜欢讲我们先有责任，先要遵守纪律。这是两个国家看欧元区问题时不同的差异。为什么德国人现在居于欧元区老大的位置，因为它至少稳定了欧元的市场，这一点是获得法国肯定的。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不管走法国的模式，或者德国的模式，很明显的就是德法两国必须通过一些协商、妥协，共同带领欧元区走出困境。